《堂吉诃德》 剧照
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能够走进你我内心深处，缠绕在人们脑海中,使人久久无法忘怀，又或是镌刻着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佳作，字里行间的叙写往往是在挣脱命运的枷锁，力透纸背的字迹常常是在控诉人生的磨难。对苦难的诠释总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是成就文学经典最有力的素材。于是我们不禁会想：苦难之于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苦难塑造出的文学，为何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经过反复的思考、钻研与探讨，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丝体悟。
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苦难是文学的土壤。人世惶惶，人们免不了经受各种苦难，又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感，而思维敏捷的作家则善于捕捉这些苦难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土壤，进而反映现实社会和个人生活并不断反思，最终实现社会进步的大目标。有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让人们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也借此帮助大众挣脱精神枷锁，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快乐不能塑造文学？生发于快乐的文学与生发于苦难的文学究竟有何不同？在又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我们达成了又一个共识：相比起快乐而言，苦难塑造出的文学更加伟大。得出这一结论绝非否定生发于快乐的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诚如唐朝诗人孟郊《登科后》诗言：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如此这般文学作品自然也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生命是复杂的，对于快乐的感知总是转瞬即逝的，而与之相比苦难的影响力却是深重长久的，在痛苦的浸泡中，内在性格可能渐渐沉淀，人生轨迹更可能彻底改变。在文学的舞台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不论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是来自他们对生活的体悟以及自我经历的挫折。经历过生命痛苦的作家对现实有更强的感知力，洞察力与透视力，因此更能够创造出反映时代与社会的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快乐铸就的文学比较单薄，不够厚重伟大，对人们内心的震撼和启迪作用更是不够深刻。
思维再向前一步，既然快乐会被时间冲淡，痛苦又为何不可呢？它的厚重感从何而来？又为何成其伟大呢？思考过后，我们认为世间的痛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生命中某些特定事件而引起的令人不愉快的情感体验，而另一种痛苦则是被全人类所共享的——由于人本身的弱点而产生的永恒的无力和孤独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体悟到前者就已经令我们无力承受，并且个体承受的特定磨难也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但心思敏感细腻的作家往往能够透过自身的痛苦看到全人类的渺小无力。在这样的思想火花迸发时，文学作品的厚重底蕴也就不言而喻。而之所以能成其伟大，则是因为文学作品对现世苦难的层层“解剖”。第一层是逃避，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现实的苦难可以暂时被忽略并进入一个全新的浪漫世界。第二层是加深，在文学的世界中作者为我们将人间的苦闷与丑陋不加修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三层是超越，在真正伟大的作品当中，作家们不断思索着超越痛苦并寻找人生真谛。而文学对苦难的“解剖”是在反反复复的纠结矛盾与挣扎中诞生的，却也因此更显伟大。
苦难之于文学，有莫大的塑造作用；而透过文学的眼睛，我们也能窥见这无尽的苦难。终有一天，当我们遭受痛苦，而我们的承受能力又趋于极限时；当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的伤口之时，翻开那些厚重的书册，也许我们会得到更多全新的体悟。正如黑塞在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注：“文十一”是下列同学的笔名：杨和颖、李嘉宇、何嘉莹、谢吴棵立、吴紫萱、尚咲、黄雨薇、金艳、陈羲微、张雅婧、丁文，撰写为：何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