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玉明 2017年岁末，忽然传来原广电部副部长，曾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田聪明同志因病不幸于12月26日去世的噩耗。在与几位和他有过接触的友人交谈中，大家都很怀念这位作风朴实、敬业，待人热情诚恳的“老部长”。上世纪90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田聪明有过多次近距离的交往，留下来迄今难忘的印象。
（一）
田聪明是1990年担任广电部副部长。当时，他分管部属高校工作。我此前刚就任广播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工作。本来我们两人缺少直接联系的机会，但机缘巧合便相识了。
虽然我在广院领导分工中不管财务，但教学科研离不开钱，当时学校的财务状况是，每年上面拨下来的教育经费中，人头费该多少，用多少；日常后勤保障花多少，是多少；教学科研经费剩多少，算多少。以1990年为例，全年教育经费700多万元。人头费约240多万元，后勤保障约300万元，业务费（即教学科研图书费等）约80多万元（比1989年下降10万元）。其他为预留款、结余款等。仅以图书经费为例，1995年下拨学校教育经费约1500万元。按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其中应有5%用于图书购置，当年应拨75万元，但实际由于上述原因，实际只拨23万元，尚不足2%，缺口在2/3以上。
作为广电部直属院校，学校每年的办学经费是由国家教育经费中开支，另一类基建经费，由广电部立项，财政部拨款。此外，再无大额的经费来源。90年代初，刚开始收取学费，但数额不大。如何多方筹措办学资金，既是广电部分管直属高校的田聪明关切的问题，也是作为学校领导之一的我日夜牵挂的问题。
1993年冬，我听到一个信息，北京市规定，从在京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中提取5%作为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补充。返校后我向广电部教育司和学校的主要领导汇报此事，并建议向广电部提出，可否从中央三台，尤其是央视的广告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广电系统教育经费的补充。
可能是我的这次建议起了作用。1994年10月，广电部决定从中央电视台广告总收入中征收部分，作为教育基金，并专门成立了以田聪明为主任的教育基金（后改成教育专项补助金）管理委员会。我代表广院参加管委会的有关会议，参与讨论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从此，开始与田聪明有了直接的接触。
当时，广电部有直属高校四所，均有代表参加管委会。记得第一次开会时，田聪明说起建立教育基金来之不易，花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经过讨论，1995年制定了广电部教育基金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提出，教育基金主要用于解决各院校的教学急需，改善办学条件，支持部属高校向“211工程”迈进。但究竟把这笔钱用在哪些方面呢？这是颇费考虑的。
广播学院提出向“211工程”迈进，首先面临的是提高办学层次的问题。即由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晋升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当时有一个难点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我校并非教委直属高校，也非北京市市属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都难以争取。虽屡屡在全国性广电学术论著评选中获奖，但按规定无法填入上述表格。而广电部又未设立部级高校科研立项和评奖。在此情况下，我校在填写国家教委有关表格时，省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往往难以下笔。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我校科研水平低、成果少，难以获得省部级的立项和奖励。我作为分管教研的校领导对此也焦虑万分，除积极鼓励我校教师申报科研立项外，总想找个突破口，为争取广电部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6年初，我作为新闻学学科评审组的成员参加了当年全国社科项目评审会议。经评审，广院当年在新闻学学科方面一举获得三个立项，资助金额达到7.3万元，是1990年首次获准立项以来最多的一次，而此前四年的三个立项只有5.37万元。这标志着我校的科研水平和竞争力有了新的提高。散会返校后，我起草了《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情况汇报——兼谈我部设立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的建议》，报送广电部教育司并转田聪明同志。我在报告中除了汇报当年有关评审情况和广院获得多个立项情况外，并就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企盼以此为契机，使愿望变成现实。过了不久，教育司领导高兴地告知我，你的报告田部长已批示了。
随后，我多次参加了教育司召开的有关会议，就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商讨有关原则和实施办法。在6月份召开的广电部部属高校工作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将有关内容写入部属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九五”规划要点之中。经评审后，当年广播学院即获得广电部人文社科科研立项24个，资助65万元，同时广电部又资助在教委立项的15个科研项目33.8万元。加上其他方面的科研经费，使广播学院1996年的全年科研经费突破100万元，达到134.7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关于部级科研奖励，第二年也成为现实。首届（1996年度）部级高校文科科研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工作于1997年9月顺利进行。经评审，我院获著作类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1个；论文一等奖3个、二等奖1个。同时，还根据我的建议，将“八五”期间广播学院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著作评选中获奖的作品也确认为具有首届部级高校文科科研优秀成果奖同等级的资格。这样，在我校的获奖名单上又增加了一等奖3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3个。两者总计使我院一举获得广电部部级奖24个，为后来填报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增办硕士点有关表格和向“211工程”迈进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在6月份，田聪明主持召开的部属高校工作会议上，我又就广院图书馆资料经费奇缺的严峻情况作了发言，由于其他高校也面临类似问题，我的发言，引起共鸣。大家都迫切期望能从教育基金中给予每个学校足额的补助，以缓解图书经费紧张状况。会上，我建议从教育补助金中拨款100万元，四所学校参考国家拨款和在校生人数分配，大致比例为广播学院50万元，电影学院25万元，浙广15万元，山西干部学院10万元。我的建议大家均表同意，经田聪明批准后如数拨款。
总之，在田聪明作为广电部副部长分管部属高校工作期间，广播学院的发展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迈上了新的台阶，确定了五个部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提交了新闻学、广电艺术学两个博士点的申请报告，为向“211工程”高校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90年代，田聪明作为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还分管广电部办公厅的工作。当时我除担任广院副院长外，还在此前参与组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会长职务。在1997年初筹备第四次中国广播电视史研讨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1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我向时任广电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郭炎生同志谈到上述情况，并建议部办公厅转发国办通知，同时要求各省级广电厅（局）及部属有关部门切实遵照执行，按照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部署，按期保质完成各地广电志的编纂、出版工作。郭炎生将我的请求向田聪明汇报后，他找我俩口头汇报有关情况并于1997年1月批准下发有关文件，同时要求各省级广电厅（局）汇报广电志编纂进展情况，为召开第四次研讨会做准备。
经与有关地方广电厅（局）研究后，决定第四次中国广电史志研讨会于当年7月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我向田聪明报告了上述安排，并请他届时与会讲话，对从事广电史志工作的同志给予鼓励和支持。他均一一应允。
当年7月9日，田聪明到安徽调研，在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广电厅局长座谈会做准备之余，专程到研讨会看望与会的20多个省级广电厅（局）及部属有关单位的编史修志同志。他在听取了几位代表发言后，在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一定要搞好编修广电志的工作，提出通过这次研讨会认真总结编修广电志的经验，形成一个指导性的纪要由部办公厅发下去，推动广电系统的编史修志工作。最后，建议在本世纪末对已出版的广电志作一次评比，表彰优秀的志书，激励大家做好编史修志工作。
在我10多年参与主持的多次全国性广电史志研讨会中，有一位部领导亲临讲话，并以办公厅名义发出研讨会议纪要（[97]广办发办字94号），仅此一次。田聪明对广电史志工作的关怀，还不仅于此。此次会后，我经与中国广电学会领导商议，决定将广电志书的评奖从1998年的第三届评选开始纳入1998年中广学会举办的全国广电学术著作评选之中。中广学会的学术著作评选只有颁发证书荣誉表彰，并无奖金。我向田聪明汇报了从事广电志编修工作的大都是老同志，生活清贫、工作辛苦，建议发一些奖金，以资鼓励。1998年5月18日，田聪明在广电史研会《关于地方广电志书评奖事宜的请示》上批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广播电视史志工作确需加以收集、整理，并成书成册。为了促进这一工作的进展，我去年建议本世纪末进行总结评比。”同时从他分管的经费中拨出两万三千元用于奖励、评审的费用。在田聪明和支持和关怀下，获奖的单位和个人精神、物质双丰收。此后，各届评选中均有广电志书获奖，兹不赘述。此后，1999年，田聪明对广电史研委会主持组织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一书，也批示给予资助出版。
（三）
由于多次参加田聪明主持的有关会议，他又多次亲临广院视察、指导工作，所以彼此比较熟悉了。加之，他的秘书袁小平又是广院管理系的毕业生。会议之余，两三人时常一起闲谈。有一次我问田聪明，听说你曾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记者。我有两个同班同学也在内蒙古工作，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叫曹承容，女的叫周泰颐，都在《内蒙古日报》工作，不知你认识吗？他高兴地说，认识，很熟，我们经常有业务往来，他们比我大几岁，我叫他们老曹、老周，有时他们来北京我们还见过。从这以后，田聪明有时就叫我老赵了。
2000年，田聪明调任新华社社长，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有时在中国记协主办的春节联谊活动中相见，只是寒暄两句。2001年一次会议中，我与田聪明不期而遇，他正陪着吴冷西同志边走边谈，看到我后，用浓重的陕西口音对冷西同志说：“这是广播学院的老赵同志。”冷西同志说“认得，认得，桃李满天下嘛……”我听了不胜恐慌地忙说“是广播学院桃李满天下……”随后就匆匆告别了。这是我与田聪明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
我有一次，在《百年潮》2012年第1期上，忽然看到田聪明的一篇文章，题为《“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提出与实施》，提及他在广电部（广电总局）工作期间推动开展广电下基层，实施村村通的情况，内容翔实、生动。我作为《中国广电年鉴》的主编，立即决定《年鉴》转载此文，经《年鉴》编辑部与田聪明秘书沟通，他又作了修改后，刊于《年鉴》2013年版“文史资料”专栏中，题为《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两年半纪实》。这也可以说是我与他相交10多年的一个纪念吧。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