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周柯利 各位同学、老师们、家长们：大家上午好。作为一名中国传媒大学老师，能在这里欢迎你们，我感到十分荣幸。你们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华，通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来到中传，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我谨代表学校的老师们，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传媒大学，是梦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专业修养上令人高山仰止的老师、前辈；会发现很多和你专业不同，但却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同龄人没有这份幸运，所以，我想大家应当对这份幸运格外珍惜。作为一名虚长你们几岁的师哥和老师，我想就三件事给你们一些建议。
第一，要认识传媒。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媒介的种类在不停变化。从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到智能手机、可穿戴式设备，传媒作为一种载体，可谓日新月异。十年前，一个人如果能预言传媒行业的现状，那个人一定独具慧眼；五年前，一个人如果能预言两到三年后传媒行业的演变，那个人一定眼光卓越；一年前，一个人如果能预言到半年后传媒行业的革新，那个人一定学识不凡；但在今天，人们慢慢发现，我们越来越难对传媒行业的未来做出预判，哪怕这个预判只在一两个月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出现一只“黑天鹅”，改变整个世界。随着量子理论、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质的飞跃，人类将在有限的空间、时间、物质下，创造出更多无限的可能。
未来虚拟社会中，媒介的作用将进一步放大。作为中国传媒领域最高学府的学子，同学们要始终保持高屋建瓴的视角，不断审视，不断学习。宋朝学者邵雍曾经说过：“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传媒就是这么一条路径。我们应当牢记“大道行之天下为公”这句话，牢记我们的时代重任，真正做到“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第二，要坚持阅读。很多同学高考结束后，就把高中课本束之高阁。这样做，既对也不对。束之高阁的，应该是填鸭式的学习方式，重拾起来的，应该是阅读的生活习惯。高中机械的学习方式，让同学们只记得标准答案，忘记了读书的快乐，失去了顿悟的喜悦。高中物理老师教会了我们运用能量守恒定律做习题，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莱布尼茨、焦耳等人眼中，这其实是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同学们的眼界通过日复一日地重复练习，被局限在了厚厚的习题集内，以至于分不清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来到大学，同学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众多经典著作中，发现真正值得自己信服的思想与理论。
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条件十分艰难。有一次他胃疼老毛病犯了，没钱治病，一个人蜷缩在教室里拼凑的几张桌子上。他的学生余英时看见了，同样苦于没钱买药，只好问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舒缓一下他的病痛。钱穆先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想看朱子的书”，余英时马上到书店里买回了几本朱子的书给先生看。这一件事让如今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余英时终身难忘。这种精神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敬佩与向往的。四年里，如果同学们能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一个不一定是显学，但却能使自己服膺一辈子的文化信仰，那就是成功。
第三件事，要通专兼备。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要“窄而深”。其实真正做学问如同钉钉子，窄了就不能深。我常和同学们开玩笑说，不会录音的摄像不是一个能策划的好导演。这个话听上去很绕口，但实际上确实如此。摄像在写分镜头本时，要有导演的思维；录音在现场，要照顾镜头的调度。这些只是技术层面的基本要求，更往上走，我们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每一次给大一同学们上课，我都会罗列一个长长的书单。书单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第一部分里面有一本书相信大家都知道，叫做《论语》。那时我问同学们，有多少人看过《论语》，大部分同学都举起了手，因为高中课本里有节选。我又问，有多少同学读过整本《论语》，结果举手之人寥寥无几。四年毕业时，我再问他们这个问题，结果还是没有几个同学通读过。要知道，《论语》上下二十章，加起来也才一万多字，其中诸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古文其实并不难理解。但有同学当场就问我，这些书跟我们传媒专业并无关系，为什么要我们读这些书？我跟他们说，功夫常在事外，如果拍摄一部关于苏轼的纪录片，平时不坚持阅读同学们拍出来的很可能是百度百科中陈善可乏的苏轼，而有积累的同学拍出来的，一定是在人生最低谷，却能写出《赤壁赋》这样诗词的豪迈文豪，是那个在蛮荒的瞻州东坡祠里提笔写下“问我一生功绩，惟有黄州惠州瞻州”的不羁居士。我们读书创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眼界，更是为了拓宽人生境界。当艺术创作的水平到达一个台阶时，往后比拼的将不再是技术指标，而是文化底蕴、精神力量。
季羡林老先生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其实很简单，就是读书坐了十年冷板凳。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则四年前学校的旧闻。车洪才老先生是我校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1978年，老先生接受国家委托，编纂小语种《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老先生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学校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一晃就是36年，除了时间的付出，编撰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老先生用这些简易的工具，完成了10万张词汇卡的整理。2012年，当车教授将他和同事共同编纂的200多万字著作交给印书馆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知道国家曾经还有过这么一个项目。用老先生自己的话讲，别人忘了不要紧，只要自己没有忘。
我想，这样的坚守与倔强，才是我们中传人应有的担当，才是我们中传人的底色。最后，再次衷心祝贺你们，欢迎你们成为一名中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