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又一年，校园里的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关于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在其中呢5月24日，中国传媒大学48号楼A704，一堂普通的高级写作课，一次不同寻常的“校园寻宝”。
站在讲台上的是包学菊老师，而她所面对的是十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多年，这一次的校园寻宝正是包老师的又一个尝试，以“石，大，墙，博，亭”几个关键词为中心掀开校园里的宝藏。“那些在那里，却常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包老师这样形容。
孟墨达和朴宰良为大家展现了她们寻找“八角亭”的“曲折”过程，一路寻觅终于成功后，她们兴奋地与“亭子”合影留念，惊呼：“我们就像找到了真的宝藏一样！”孟墨达来自西班牙，通过当地的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到中国继续学习汉语。同一个小组的朴宰良也来这里学习语言，除此之外，还有957名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留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个留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留学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2年。那时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在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学生交流制度的情况下，中国高校主要是把外国学生单方面地“请进来”。中国传媒大学亦是如此，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北京广播学院。
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是谁，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刘双宝老师回忆道，“广播学院接受的第一个留学生，叫陈明德，是一个美国华裔，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ABC。当时也还没有交换生这个说法，主要是基于外事办交给高校的接待任务。”尽管陈明德在中国只待了3个月，但是他作为广播学院的第一位留学生，为之后广院的各项留学生工作开了先河。仅仅几个月之后，一位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学生就来了，他叫凯伦·夏蒂斯，来自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广播学院待了一年，随后，北京广播学院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确立了交换协议，并一直到延续到90年代。
那个时候，不仅学生交换，老师也交换，1984年，日本朝日电视台甚至还派出了他们的工作人员来北京广播学院进行学习。其中第一位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日本留学生，藤田文治，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是同一年，又来了一位日籍华人，叫做贾木琳，“前些年我还跟她通过几次电话，她一说起在广院的日子就非常激动”刘双宝老师说到。
但1987年之前，所有的留学生都是由上级部门指派接待的，比如国务院侨办之类的，学院内部并没有单独设立管理留学生的机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也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留学生工作，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外事办公室，刘双宝老师正是第一任外事主任，学院也开始着手申请高校自主招收留学生的资质。“这个资质申请对学校有一系列要求，软件硬件都有。”刘双宝老师说。1993年，广院第一次建起了专门的留学生食堂和宿舍———当时的13号楼的一部分，不过受当时条件所限———宿舍是由生产处招待所改过来的，而食堂则直接建在了13号楼一楼。在种种努力下，1994年，广院拿到了招收留学生的资质。在广院的留学生人数也年年上升，尤其是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国际学院之后，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校外舞台的光彩VS.校内学业的压力中国传媒大学里的外国面孔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中国媒体的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
来自波兰的姑娘翠花，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的播音主持，研究生专业则转战广播电视媒体策划，主要研究方式是纪录片，她在央视美食记录片《行走的餐桌》中当主持人，节目已经播完了第二季，又去上海参加过《今天我主持》的主持人大赛，在吴宗宪、倪萍等大牌评委面前与中国人PK主持功力；来自马来西亚的黄英威和来自俄罗斯的塔尼亚在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决赛中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出色的舞台表现脱颖而出，双双获奖；来自马来西亚的邓文君、邓昌雄和来自日本的平泽由香里在2011年“中华诵·全球华人暨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中获奖，并且获得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颁发的获奖证书。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像他们一样光彩夺目，子明习惯晚上工作，所以早起上课对他而言是种挑战，“但我基本没旷过课。”孟墨达不仅每天都有课程，而且要读书和做大量的练习，“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要学习，但是每一节课我都会来听。”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每天都会观察学生是否来上课，评判其是否有资格参与考试。他们每个月都会上报总体的考勤情况。外国学生的学业压力比起中国学生，其实一点也不轻。
在2012年，为改善留学生住宿条件，传媒大学将37号宿舍楼改造为留学生公寓。但是，相对于紧张的学校空间，如何保证容纳更多的留学生逐渐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国际知名的传媒学府，需要有在校生10%的留学生。我们学校现在差不多有15000名学生。”国际学院彭军副院长计算着，“这样看来，得有1500左右留学生。”虽然形式并不乐观，但他充满信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找到亲密的中国朋友”
在“校园寻宝”之后，包老师为留学生设计了一个调查中国学生并撰写报告的活动，“本来是希望他们自己找到中国的朋友，但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带来，所以我只好拉来几个学院里的研究生了。”包老师边倾听边指导着同学们的交流。
子明是留学生里的“异类”，“我的朋友基本上全是中国人，我觉得自己不能算是一个‘外人’了”，甚至谈到自己的毕业去向时，他会坚定地说，“不能去南方，那边太潮湿了，根本受不了，而且中国各地的方言很难听懂。”他指了指记者，大笑着说，“我想有些你也听不明白。”他用“丰富多彩”来形容自己在中国的校园生活，前不久参加了中国广播电视台组织的研讨会。“我喜欢做电台主持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周末还要去参加电台在西单的一个活动。”说到这里，他跃跃欲试。他坦言自己现在对专业性的活动更感兴趣，由于语言的优势，他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是，对于非洲的Glen－den而言，刚来到中国，语言不通，似乎让他很难找到在中国的归属感，至今，他的微信签名依然是短短的“missinghomemuch”。
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多达86%的留学生有进一步与中国本土学生交往的需求，其中46.1%的人认为这种意愿非常强烈。然而，高校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很多留学生比例较大的高校，不仅中国学生鲜有机会与外国留学生交流，外国留学生也很少主动与国内学生交流。调查显示，35%的留学生很少与中国学生交流、互动，经常交往的只有30%，高达39.5%的留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亲密的中国朋友”。
很多高校都成立了关于外国文化的学生社团，但是这些社团大部分以中国学生为主，只有少数的外国留学生参与。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外学生交流协会正在试图改变这点。
2014年5月23日晚上六点半，传媒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每周一次的“中文角”再一次拉开了帷幕。两年多来，中外学生交流协会已经将“中文角”打造为他们的品牌节目。“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中外学生搭建了一个桥梁，很多活动中认识的人，活动外都成了好朋友。”社团负责人向湘萍这样形容社团的定位。
孟墨达是“中文角”的积极参与者，“我就是来学语言的，这个机会很难得。”她是通过国际学院为留学生专门搭建的联络平台得知社团为他们举办的活动，“自己学习很忙，所以很多活动都没办法参加。”但是，她仍然肯定了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对刚来中国，汉语不好的同学而言，这些活动是非常好的。”
“我还是会留在中国”
2014年6月，正值中国传媒大学留学生报名时间，留学生的数量依然遵照以往，快速增长着，对于他们的未来，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半辈子都在学汉语，回家乡就白瞎了。”子明称自己会选择在北京工作，谈到雾霾，他显得很坦然，“谁喜欢，但这是我的生活。”与他想法类似的不少，他们都认为中国很有趣，传媒大学的校园也很棒。“前段时间我去山东，爬了泰山，还有去看了孔子的像，”孟墨达一边描述一边兴奋地比划着，“这就是我一直想像的中国的样子。”孟墨达将在半年后离开中国传媒大学，“我还是会留在中国，因为这里实在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了。”
这些都是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可见的未来中他们也将一直继续，而传媒大学的校园，作为这一切的发生地，不仅是中国学生的家，更是国外留学生的家。■记者陈锐信娜